焦增剛，山西運城人。1952年從西安金融系統志愿援助新疆，在烏魯木齊銀行系統工作。1955年3月的一天，新疆分局組織部通知他去開會。內容言簡意賅，中央為新疆分配了一批援藏干部名額，去阿里地區工作兩年。要求政治可靠，身體好，能吃苦，工作能力強。經組織部門再三考察，覺得他符合條件。回去準備準備，三天以后出發。隨后還附帶介紹，那里是熱帶氣候，和江南一樣美麗。但要翻越昆侖山，比較冷，要穿皮大衣、戴皮帽子、皮手套，還要穿大頭皮鞋。

    不久，他與幾十名援藏干部一起，及2000多峰駱駝和毛驢，排成數公里長的隊伍，向巍巍昆侖挺進。打頭的駱駝遭遇冰雹，隊尾的駱駝陽光普照。面朝陽光的一面，溫暖坦蕩，背對陽光的一面，瑟瑟發抖。牲畜和人一樣，在雪地里行走，也會患上雪盲癥，眼睛像蒙上了白紗，舉步難行。稍有偏差，踩進尖利的石頭縫隙，崴了腳踝，傷了筋骨，只是小事。最大的威脅是，與馬同時掉下懸崖，救命聲傳到駝隊，人和馬已經熱血飛濺，身首幾處。

    沿途，一堆堆白骨隨處可見，黑壓壓的烏鴉吞噬腐尸爛肉的慘景，令焦增剛毛骨悚然。45天以后，終于到達阿里。

    那個時候，阿里邊防一人守防，新疆就要有兩個人和5峰駱駝來保障，每運到阿里的一斤糧食，相當于新疆25斤的價格。邊防戰士和援藏干部，看見千里而來的駝隊，緊緊抱住趕駝人和駱駝，淚如雨下。

    世界上，沒有什么力量能夠勝過愛的火熱。在那艱苦的歲月里，漂亮活潑的江南美女閔乃麗與英俊瀟灑的北方漢子焦增剛戀愛了。他們的愛，轟動了整個荒原，渲染了寂寥戈壁，給阿里人帶來了無限的風景，唱響了一曲生死相戀的高原牧歌。

    閔乃麗是十八路軍的文藝兵，響應組織號召，從拉薩來到阿里。兩位俊男美女，在阿里開創了一個新紀元，那就是在海拔4500米的阿里高原，生下了一個活下來的漢族嬰兒。因為懷孕七個月，只有3斤重。

    焦增剛和閔乃麗要去內地學習，小兩口天不亮就起來，抱上剛剛兩個月的小雅莎，騎上駱駝趕路。登上那布如山頂時，孩子臉色發紫，呼吸急促，不哭也不笑。焦增剛感到異常，從妻子懷里搶過女兒，一口氣跑下幾千米高的大阪。剛跑到山下，女兒就放聲啼哭。焦增剛卻滿頭大汗，氣喘如牛，癱倒在地，不能動彈。

    終于搭上汽車，搖搖晃晃一路顛簸，至奇林湖時，突發洪水，交通中斷。只能以車為家，清晨看日出，傍晚看夕陽，度過了十多個不眠之夜。經過唐古拉山口時，小雅莎又沒了哭聲。經驗豐富的駕駛員在小雅莎嘴上抹了一點冰水，增加氧氣，猛踩油門，飛速行駛。直到溫泉兵站，孩子才斷斷續續有了哭聲。

    一個多月以后，終于到達西藏公學院甘肅山丹籌備處。孩子又因腹瀉脫水，奄奄一息。送到醫院，醫生拒絕接收，小兩口苦苦哀求，醫生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打了針，輸了液，才轉危為安。小雅莎四個月的時候，焦增剛將女兒送回山西運城老家，交給奶奶看護。小雅莎成人以后，除了身材嬌小，其他一切正常。

    援藏兩年以后，焦增剛并沒有回到新疆，而是和他美麗溫良的妻子一起，在阿里一直工作到1981年干部內調的時候，才回到山西運城。多才多藝的美女閔乃麗，還是阿里地區新華書店創建人之一，為農牧區送書下鄉，播撒文明火種。

    與黑樹林相識，純屬偶然。

    2009年7月，我到普蘭縣旅行，在縣城問路的時候，一位武警軍官問我是哪里人，我如實相告。他興奮的說，普蘭縣的幾位領導都是你們陜西人呢。

    一秒鐘都沒有猶豫，直接上了縣委縣政府辦公大樓，辦公樓有四層，政府主要領導在一樓辦公，縣委主要領導在二樓。辦公室門上方，掛著一溜紅顏色牌子，一面是漢字，一面是藏文，標示著各間辦公室的名字。上到二樓，敲開縣委辦公室主任的門，主任是位年輕的漢族干部，拿著我的名片去了隔壁辦公室。我看到門后貼著一張普蘭縣夏季上下班時間表。

    上午　9:30-13:00

    下午　16:30-19:30

    我覺得稀奇，這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中國作息時間表。幾分鐘以后，主任帶我見到了黑樹林。

    他當時任縣委副書記，一張辦公桌，兩側都有抽斗，桌子中間放著兩個人的辦公用品，一面小黨旗，一面小國旗。又覺得奇怪，偏著頭上下左右觀看。他介紹說，與縣紀委書記兩個人合用一張辦公桌，面對面辦公。

    他是陜西省第五批援藏干部，來普蘭以前，在陜北一個縣當團委書記。因為我也當過團干部，兩人便聊得投機。

    末了，他說請我吃飯，既然是陜西人，就吃面吧。我說從小在陜南長大，不愛吃面食，想吃米飯。他笑我原來這么直率。

    更令我驚訝的是，飯桌上竟然有新鮮的黃瓜和西紅柿，而且是當地所產。

    一起吃飯的有他的妻子和女兒，妻子在陜北一所學校當教師，利用暑假帶孩子來普蘭探親。縣委宣傳部部長冉紅梅和丈夫兒子也在座。冉部長是一位漂亮高挑的女人，丈夫從遼寧一個市來普蘭探親，路上走了將近二十天時間。兒子在拉薩上大學，一家三口分居三地，終于在普蘭團聚。

    2010年，受組織選派，黑樹林繼續留任普蘭，擔任縣委書記。2011年6月，我隨阿里行署工作組一行到普蘭，自然要看望黑樹林。他住在縣委縣政府院子的一套平房里，暖廊前正在挖溝鋪設水管。

    敲了好一陣門才開，黑樹林拄著一根不銹鋼拐杖，斜著身子，把我們讓進客廳。小小的客廳里奇跡般的有一盆綠色植物，枝繁葉茂，長勢喜人。他把拐杖靠在墻上，一瘸一拐，為我們切一個只有兩個男人拳頭大的西瓜。并告訴我們，兩天前札達縣委書記來普蘭時，專門從溫棚里摘了兩個西瓜，帶給他的。切開西瓜，瓤子卻是白的。

    他們談工作，我幾乎沒有跟他說上一句話。二十分鐘以后，他送我們出門，沒有拄拐杖，我站在幾個人后面，一直望著他。我知道，在他心目中，我是老鄉，順道來看他，恰在痛風病折磨得他苦不堪言的時候。從此以后，在普蘭這塊土地上難再相見。轉身離開的時候，我看見了他的眼神，越過所有人的頭頂，望向我。

    就在這一瞬間，我想流淚。我知道這眼神中的內容。他鄉遇故知的眼神，病重男人的眼神，羔羊般的眼神。

    幾個月以后，與陜西人民廣播電臺資深記者主持人竇衛東，說起黑樹林的眼神時，依然淚水漣漣。

    竇衛東說，他在普蘭見過黑樹林，有過一次深談。他發現黑樹林是一個有理想，有追求，有思考，有個人價值觀的人。有一種黃土地文化和黃土地漢子的特殊氣質，甚至有文學青年的激情和感動。這種品質崇高而神圣，在紛繁熱鬧的時代，愈加顯得彌足珍貴和受人尊重。在他多年的新聞工作中，采訪過千千萬萬的大小干部，像黑樹林這種有政治理想和遠大抱負的人，少之又少。

    竇衛東七次進藏，三次到過阿里，采訪過三屆陜西省援藏干部，與陜西人民廣播電臺做過連線節目。不管是單獨采訪一個人，還是幾十個人一起做訪談，100%的援藏干部都哭過。黑樹林也哭過，但黑樹林的哭和其他人的哭內涵不同。其他人說起老婆孩子父母親人，不被人理解，受到委屈時，痛哭流涕。只有黑樹林，說起理想、抱負、追求，與普蘭實際結合，遇到種種困難時，難以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