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一重要論斷，將生態文明建設置于中國式現代化的頂層邏輯之中，明確了綠色發展不是可有可無的選項，而是貫穿現代化建設全局的內在要求。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筑牢生態安全屏障，增強綠色發展動能”。這一重大部署，將“雙碳”從目標層面提升為牽引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戰略動力。“牽引”二字，道出了“雙碳”的核心定位——它不是孤立的減排指標，而是拉動發展模式系統性重塑的“火車頭”。

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鮮明底色。底色者，基礎之色、貫穿之色也。它不同于局部的點綴，不是可選項，而是發展的根本遵循和內在規定。當“雙碳”成為牽引，它正在重新定義中國發展的邏輯——不是局部推進，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從能源結構、產業形態、制度安排、增長動力到全球坐標的深層重塑。

“雙碳”引領，何以定義一個大國的發展底色？

因為它正在重新定義能源——截至2025年底，全年風電光伏新增裝機超過4.3億千瓦、累計裝機規模突破18億千瓦，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占比超過六成，歷史性超過火電。

因為它正在重新定義產業——2025年，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分別完成1662.6萬輛和1649萬輛，同比分別增長29％和28.2％。新能源汽車新車銷量占汽車新車總銷量的比例達到47.9％。“新三樣”產品出口規模接近1.3萬億元，比2020年增長3.5倍，綠色低碳產業成為經濟增長的新生力量。

因為它正在重新定義制度——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成功將鋼鐵、水泥、鋁冶煉三大行業納入交易體系，覆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從約50億噸躍升至80億噸，占全國碳排放總量的60％以上，碳排放從外部約束轉化為可定價、可交易、可核算的生產要素。

因為它正在重新定義中國的全球坐標——截至2024年底，過去10年，中國為世界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組件和70％的風電設備，推動全球風電和光伏發電成本分別下降超過60％和80％，從國際規則的“跟隨者”轉向全球綠色治理的“塑造者”。

更因為它正在重新定義增長——從上述新三樣、新能源汽車等產銷情況來看，綠色產業已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而不是發展的“減速器”，而是新舊動能轉換的“催化劑”。

“牽引”是動力，“重塑”是過程，“定義”是結果。

一、生態文明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之義

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歷程，走的是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那種通過資源掠奪、環境破壞來實現發展的老路，中國走不通。14億多人口的大國，如果重走美歐老路，再有幾個地球也不夠消耗。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從根本上轉變發展理念，走一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路。

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根本大計。

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這些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鄉村，保護生態環境、建設美麗中國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這樣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將“美麗中國建設取得新的重大進展”確定為今后五年的主要目標之一。這意味著生態文明建設不是權宜之計，而是貫穿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戰略任務。

生態文明建設，也是實實在在的民生工程。

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人人都能享受；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家家戶戶都離不開。過去人們關心的是“溫飽”，現在越來越關心“環保”；過去追求的是“生存”，現在更在意“生態”。老百姓盼的，是清新的空氣、干凈的飲水、安全的食品、優美的環境。回應這些期盼，正是中國式現代化“以人民為中心”的體現。

正因如此，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牽引”兩字，點明了“雙碳”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定位——它不是孤立的減排指標，而是拉動整個發展模式轉型升級的“火車頭”，是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從理念走向實踐、從局部突破走向全面轉型的戰略動力。

二、“雙碳”引領的雙重貢獻

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鄭重宣布：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這是中國基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

“雙碳”目標提出五年多來，它的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減排本身。它不僅深刻改變著中國的發展方式，也在重塑全球綠色發展的格局。這種引領作用，體現在兩個維度：對內，它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系統性綠色轉型；對外，它為全球氣候治理作出了實實在在的中國貢獻。

其一，對內貢獻：一場深層次的系統性變革。

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被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從理念到實踐不斷深化。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雙碳”目標應運而生，成為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向縱深發展的關鍵抓手。

“雙碳”目標之所以能產生如此廣泛的影響，在于它不是孤立的政策指標，而是一個撬動全局的戰略支點。五年多來，它以“牽引”之力，帶動了經濟社會各領域的連鎖反應。

這種反應首先體現在能源與產業的互動上。隨著清潔能源快速崛起，能源結構的變化正在倒逼產業結構調整。高耗能行業加速低碳改造，綠色低碳產業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新能源不僅替代了化石能源，更催生了完整的新興產業鏈條。從上游的原材料、中游的裝備制造，到下游的應用服務，一個以綠色為底色的現代產業體系正在成形。

這種反應也體現在制度與市場的聯動上。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建設運行，讓“減碳”從行政約束轉化為市場機制。碳配額有了價格，減排行為可以變現，綠色技術能夠獲得市場回報。這種制度創新，正在重塑企業的行為邏輯——減排不再是應付檢查的負擔，而是提升競爭力的選擇。

更深層的變化，發生在發展理念層面。過去談發展，往往先看經濟指標；現在談發展，綠色已成為前置條件。這種理念的轉變，正在從政府傳導到企業，從企業滲透到社會，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取向。

其二，對外貢獻：惠及全球的綠色發展紅利。

中國的“雙碳”行動，從一開始就不是封閉的自我革命，而是開放的世界貢獻。

最直接的貢獻，是通過大規模產業化大幅降低了全球清潔能源成本。十年前，光伏、風電還是昂貴的“貴族能源”；今天，它們已經成為最具經濟性的選擇。這種轉變的背后，是中國制造的力量。正因為中國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清潔能源產業鏈，才讓綠色技術從“實驗室珍品”變成了“大眾商品”。

更深遠的貢獻，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條可參照的綠色路徑。歷史上，發達國家實現工業化，走的是高消耗、高排放的老路。今天的發展中國家，既面臨發展的迫切需求，又承受減排的國際壓力。中國的實踐表明，發展與減排可以并行不悖，綠色轉型不是發達國家的“奢侈品”，而是發展中國家的“新機遇”。

在全球氣候治理的舞臺上，中國也從“跟隨者”逐步成長為“建設性力量”。從落實《巴黎協定》到參與國際規則制定，中國的聲音越來越受到重視。這種影響力的提升，不是靠空洞的口號，而是靠實實在在的行動——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才有資格參與全球治理；自己的經驗形成了，才能為他人提供借鑒。

對內牽引轉型，對外貢獻全球——這正是“雙碳”引領的雙重貢獻。它既是一場深刻的自我變革，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國際擔當。發展與保護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可以相互成就、協同共進的過程。這，就是“雙碳”五年多來給出的答案。

三、以全面綠色轉型重塑發展動能

如果說“雙碳”引領的雙重貢獻回答的是“做了什么”，那么這一部分要回答的是“綠色轉型究竟如何重塑發展動能”。這不是簡單的產業更替，而是從增長邏輯到動力機制的深刻變革。

過去很長一個時期，經濟增長與資源消耗、環境排放高度綁定。這種“高碳增長”模式，在工業化初期有其歷史必然性，但到了今天，它的邊際效益正在遞減，環境成本卻在持續攀升。繼續沿著老路走下去，只會走進死胡同。全面綠色轉型，正是在這個關口提出的根本之策。

其一，存量優化：讓傳統產業“老樹發新芽”。

傳統產業占我國制造業比重超過80％，是就業和GDP的基本盤。綠色轉型不是要把這些產業“一退了之”，而是要推動它們脫胎換骨。

鋼鐵行業探索氫冶金，建材行業推廣替代燃料，石化行業布局綠氫煉化。這些技術路線的背后，是一個共同的邏輯：用綠色技術改造傳統工藝，讓高碳產業走出低碳新路。這不是小修小補，而是工藝路線的根本再造。

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也在從需求端倒逼供給端綠色轉型。當老舊設備被高效節能的新設備替代，整個生產體系的能效水平就會邁上新臺階。

其二，增量創造：讓新興產業“新芽成大樹”。

綠色轉型的另一面，是綠色低碳產業的爆發式增長。這些產業不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更是未來競爭力的核心載體。

新能源汽車就是最好的例證。如今每賣出兩輛新車，就有一輛是新能源。不只是汽車，光伏、風電、儲能、氫能……一條條綠色產業鏈正在加速成長。這些產業的共同特點是：它們本身就是“減碳”的產物，同時又為其他行業的減碳提供技術支撐。

光伏發電替代煤電，是減碳；光伏制造帶動上下游產業，是增長。減碳與增長，就這樣在綠色產業身上實現了統一。

其三，動能轉換：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

傳統增長依賴的是土地、資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邊際收益遞減是鐵律。而綠色轉型依賴的是技術創新、效率提升、結構優化——這些動力沒有天花板。

光伏發電成本十年下降超過80％，靠的是技術迭代；動力電池能量密度持續提升，靠的是材料創新。綠色轉型之所以能成為“新動能”，正是因為它在根本上改變了增長的來源——不再靠“多投入”，而是靠“優產出”。

這種動力轉換，正在重塑經濟運行的邏輯。過去，環保往往被視為“成本項”；現在，隨著碳市場建立、綠色金融發展，綠色正在從“成本”變成“價值”。減排能賣錢，節能降成本，綠色品牌能帶來溢價——這些變化，讓企業從“要我轉”變成了“我要轉”。

存量優化、增量創造、動能轉換——三重變革疊加，共同構成全面綠色轉型的動力圖景。它不是簡單地在原有賽道上加速，而是對發展動能本身的重新定義。這正是“重塑”二字的深刻意涵。

四、以生態環境法典熔鑄綠色根基

如果說能源變革、產業升級是在為綠色發展“鋪路”，那么制度建設就是在為綠色發展“奠基”。路鋪得再寬，如果地基不牢，也走不遠。

2026年3月，生態環境法典草案正式提請全國人代會審議，這標志著我國生態環境立法從“分散立法”走向“法典化”的歷史性跨越。

為何需要一部法典？

過去幾十年，我國制定了30多部生態環境領域法律。這些法律在各自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有的制定于不同時期，理念有差異；有的條款相互交叉，執行中難免沖突；有的領域存在空白，需要填補。

法典化，就是要對這些法律進行系統整合、集成升華。它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既有基礎上提煉升華；不是簡單匯編，而是制度體系的再造升級。

法典將“熔鑄”什么？

“熔鑄”二字，形象地道出了法典化的核心功能——將分散的制度投入熔爐，鍛造出全新的制度形態。

一是熔鑄理念。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核心理念貫穿始終，讓整部法典有一個統一的價值靈魂。

二是熔鑄規則。打破按要素立法的條塊分割，按照生態系統的整體性、系統性，構建起邏輯嚴密、銜接順暢的規則體系。企業面對的不再是“九龍治水”，而是一本清晰的操作手冊。

三是熔鑄責任。明晰政府、企業、社會各方的權利義務，建立健全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后果嚴懲的制度鏈條，讓每一類主體都清楚自己的責任邊界。

四是熔鑄經驗。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河湖長制林長制、生態保護紅線、生態補償機制……這些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制度創新，將通過法典化上升為法律規定，獲得更強的約束力。

法典何以“熔鑄根基”？

法典的定位，不是“管一時”，而是“管長遠”；不是“治已病”，而是“治未病”。

它為綠色發展提供穩定的預期。企業投資、地方規劃，最怕政策“翻燒餅”。有了法典，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干了之后有什么后果，法律寫得清清楚楚。這種確定性，本身就是對市場主體的最大激勵。

它為改革創新提供法治空間。法典不是封閉的體系，而是開放的框架。成熟的經驗上升為法律，同時為未來的制度創新留出接口。

它為美麗中國建設提供長遠保障。用最嚴格制度保護生態環境，讓美麗中國建設不因人事更迭而改變，不因一時困難而動搖。

法典化的意義，不僅在國內，也在國際。當中國把生態文明建設的經驗轉化為法典規定，本身就是對全球生態環境治理的重大貢獻。

這正是“以法典熔鑄綠色根基”的深刻意涵——用法治的力量，為綠色發展打下千年根基。當綠色真正“熔鑄”進發展的基因，美麗中國就有了最堅實的制度保障。

五、走向“雙碳”的攻堅邏輯

前四部分從理論定位、雙重貢獻、動能重塑到法治根基，勾勒出“雙碳”牽引綠色轉型的完整圖景。但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回答：藍圖已經繪就，接下來該怎么走？

“十五五”是實現碳達峰的關鍵窗口期。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積極，意味著不能等；穩妥，意味著不能亂。這八個字，道出了“攻堅”二字的深刻內涵。

攻堅之“堅”，堅在何處？

一是堅在存量之巨。我國是全球最大碳排放國，傳統產業占制造業大頭，能源結構以煤為主。減碳不是在一個“干凈的白板”上作畫，而是要對一個已經運轉幾十年的龐大系統進行改造升級。

二是堅在技術之難。氫能煉鋼、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等關鍵技術，距離大規模商業化還有距離。要實現碳中和，約一半的減排量需要依靠尚不成熟的低碳技術。

三是堅在轉型之痛。減碳必然伴隨產業洗牌、崗位調整。傳統能源基地如何轉型，高碳行業工人如何安置，欠發達地區如何避免重走老路，這些“人的問題”比技術問題更難解。

攻堅之“攻”，攻向何處？

一攻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不是四個任務的簡單疊加，而是一套相互支撐的組合拳。降碳與減污同根同源，降碳與擴綠相互增益，降碳與增長正在從對立走向統一。

二攻系統推進。綠色轉型不是某一部門的“獨角戲”。能源、工業、交通、建筑各領域相互關聯，必須統籌謀劃。完善碳排放統計核算體系，把賬算清楚，才能精準施策。

三攻分類推進。東部與西部、城市與鄉村、資源型地區與生態功能區，不可能走同一條路子。因地制宜，精準施策，才是務實之道。

四攻有序推進。先立后破，是新舊動能轉換的基本原則。新動能立起來了，舊動能才能平穩退出。能源安全、產業鏈穩定、民生保障，這些底線必須守住。

攻堅路上，信心何來？

信心來自已有的基礎——可再生能源裝機歷史性超過火電，新能源汽車產銷全球領先，碳市場穩步推進。

信心來自制度的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能夠攻克關鍵核心技術；全過程人民民主，能夠凝聚全社會共識。

信心更來自人民的支持——綠水青山的理念深入人心，綠色生活方式正在成為時尚。當每個人都成為綠色轉型的參與者，就沒有跨不過去的坎。

“十五五”的攻堅號角已經吹響。以協同、系統、分類、有序的方法論，去破解存量之巨、技術之難、轉型之痛，就一定能在這場綠色變革中贏得主動，讓美麗中國的藍圖化為現實。

六、底色·底氣·底盤

從理論定位到雙重貢獻，從動能重塑到法治根基，再到攻堅邏輯——五個維度的論述，最終要回到一個根本問題：“雙碳”牽引，究竟為中國發展定義了怎樣的底色？

底色，是發展的根本遵循。

綠色不是發展的點綴，不是可選項，而是貫穿現代化建設全過程的根本要求。從能源結構的歷史性轉變，到產業形態的深刻調整，從碳市場的制度創新，到綠色生活方式的普及，綠色正在成為中國發展最鮮明的標識。

底氣，是發展的信心來源。

底氣來自雄厚的產業基礎——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清潔能源產業鏈。底氣來自持續的技術突破——光伏發電成本大幅度下降。底氣來自人民的廣泛支持——當每個人都成為綠色轉型的參與者，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底盤，是發展的制度保障。

碳排放雙控制度全面建立，全國碳市場持續擴容，生態環境法典即將出臺——這些制度創新，為綠色發展提供了最長遠的法治保障，讓轉型成果不因人事更迭而改變，不因一時困難而動搖。

底色指引方向，讓發展不偏航；底氣積蓄力量，讓轉型不停步；底盤筑牢根基，讓成果不反復。有了這三重支撐，“雙碳”牽引下的綠色轉型，就不再是權宜之計，而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邏輯。

站在“十五五”開局的關鍵節點，我們有理由相信：綠色，正在成為中國發展最鮮亮的底色；這份底色，有底氣支撐，有底盤保障，必將歷久彌新、愈加厚重。（鄭長忠／復旦大學）

（作者為上海高校智庫·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