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毛門”、“錄音門”、“棄嬰門”等醫療糾紛事件引起社會強烈反響。醫患“暗戰”明斗不斷，“休戰”良方何在？廣東省政府法制辦近日公布了《廣東省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理辦法(草案)》，并公開征求公眾意見。草案明確，廣東各地級以上市都要設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

    醫患關系緊張是當下不可諱言之事實，而在醫患交涉實踐中，由于雙方往往是直接面對，其高昂的成本更是眾所周知：言辭上各執一詞，行動上則是各走極端，于是罵戰經常有，打橫幅、抬尸要挾乃至雙方大打出手都不鮮見。嘗試通過第三方進行調解因此成為呼之欲出的另一種解決思路。

    按照《廣東省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理辦法》的規定，“醫調委”正是以《人民調解法》為依據，成立的一個中立的調解醫患糾紛的群眾性組織。理想中的“醫調委”的出現，不僅將避免醫患在糾紛過程中的迎頭相撞，而且與走司法程序等解決醫患糾紛等形式相比，也具備便捷、高效等優點。

    留意一下不難發現，將醫患沖突納入素來被認為是中國特色的人民調解制度，目前已蔚為大觀。據統計，截至2011年4月底，全國各地共成立了1139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組織，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制度已覆蓋30個省區市、283個設區的市和省直管區縣，覆蓋率達62.47%。而來自衛生部的消息則稱，2011年底，尚未建立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制度的地方將被衛生部通報，并取消其在衛生系統內的評優資格。

    人民調解組織具備群眾自治性質，強力推進醫患糾紛的人民調解，一方面凸顯了相關問題的緊迫性，另一方面也隱喻司法在復雜專業的醫療糾紛中的化解作用存在繼續被低估的趨勢。但作為司法替代或曰補充的醫患糾紛的人民調解，能否在醫患直接交涉和雙方對簿公堂之外，蹚出一條既為醫患雙方歡迎又具良好社會效益的新路，首先應取決于醫調委的地位。

    不言而喻，一個第三方機構，要達成以上的目標，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即獨立、權威、具備一定的權力。以全國多數地方的經驗而論，醫調委的經費一般都由公共財政保障，調解員的待遇還相對優厚，這是確保機構獨立的前提；而論權威，調解員的人員結構則似乎未盡理想，多數達不到專業的要求，《廣東省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理辦法》中也只是規定，“醫調委應當建立由相關醫學、藥學、心理、保險和法律等相關專家組成的專家庫，為醫療糾紛的調查、評估和調解提供技術咨詢”；最難厘清的是關于“醫調委”的權力，《廣東省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理辦法》規定，醫調委在醫患雙方平等、自愿的基礎上進行調解，如果一方當事人拒絕醫調委調解，則醫調委不得介入。從理論上講，這就存在將其排除于任何一起糾紛之外的可能，而且即使是醫調委介入后雙方達成了調解協議，但這個協議的效力怎樣，對簽訂協議的當事人的約束力如何，在法律上無疑也存在歧義。

    正基于此，是否應該給醫調委賦權可能是一個最讓人困惑的問題。有的地方，如上海浦東給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加掛了“醫患糾紛人民調解辦公室”的牌子，而且有政府編制。這種變通，使醫調委具備了濃厚的政府色彩，其權力屬性由此而生，但一個悖論卻無法回避：如果近似于政府部門，醫調委還能說是一個自治性的群眾組織嗎？

    除了權力問題，醫調委還存在其他一些難題，如怎樣穩定一支專業、精干的調解員隊伍，另外，由于醫調委調處的醫患糾紛未經過醫學會等專門機構作出醫療事故技術鑒定，衛生行政部門無法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對醫療機構和事故責任人進行處罰等等，這就客觀上使醫調委的調解反而成為掩蓋部分醫護人員過錯責任的擋箭牌。

    醫患糾紛人民調解的嘗試起步未久，其成效如何有待觀察。需要注意的是，在改革醫療糾紛處理機制的同時，當務之急是改變醫療事故鑒定由衛生行政部門主導的格局，同時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盡快完善醫療責任保險，從而為徹底解決醫患糾紛探尋更完善的路徑。